中国史权威史景迁对此有一个解释，他认为马可·波罗确是去过中国，然而他的游记只是他借题发挥评论威尼斯事务的一个手段，所以他才会忘记提及茶等与威尼斯生活无关的东西。
其实，直到近代，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看到的仍是他们西方世界的一个折射——困于人口短缺的传教士惊异于中国人口的繁多；战乱中来华的使者羡慕中国一统王朝下的天下太平；习惯于宗教仇恨的旅行者发现中国的三教和平共处互不相扰。与马可·波罗一样，西方的汉学著作，从娱乐性的游记到学者的专著，实际上都是在对西方社会发评论。不论是赞扬中国大皇帝的开明仁慈还是指斥中国政制的野蛮残暴，中国读者且先别激动，那都是西方人根据他们对自己国家事务的看法而作的反应。
史景迁的分析对象并不局限于历史上西方人士的中国观，他犀利的剖析也对准了当代西方的中国观。直到今天，一般的西方论者实际上还是在透过中国看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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